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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在近代文学上的影响很是显著，俄土之役俄国有托尔斯泰伽尔洵，日俄之役有安特来夫威勒塞耶夫，欧洲大战有法之巴比塞，匈之拉兹科，德之雷玛克等，都是非战文学的大作，而日本在日俄战役之后乃有樱井忠温，在《肉弹》等书本中大发挥其好战的精神焉。——如正确地说这是并非文学，那么现代日本可以说别无任何的战争文学了。
说到中国，中国文学里的非战的气味从古以来似乎是颇浓厚的，小说戏曲不发达，但从诗文上看去也可以明白。只读过《古文观止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的也总还记得杜甫白居易陈陶李华诸人的句子，关于战争大抵有一种暗淡的印象，虽然这于戍边的人似乎不大相宜，不过反对元首的好大喜功，不愿意做军阀资本家的牺牲，这原是极好的意思。但是，后来不知怎地有点变了，我想这未必因为后来中国不打仗，大约还是国民不当兵了的缘故罢？“好男不当兵”成了事实之后，文学也随之而起变化，从前所写是兵役之苦，现在一转而为兵火之惨，我说有点变，实在乃是大变，换句话说，简直是翻了个身，天翻而地覆了也。
中国的兵在什么时候改征发为招募，这个我不大明了，总之这是一件大事情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的关系，那是无疑的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怎样有教化的民族，一当了兵，拿了武器，到了敌地，总不会怎么文明的，我们不能想像中国古时的征兵的如何比募的好，但募的总要比征的不好，这事似可想像得到。好男不当兵，此其一。有职业的，安分的，怕死的，都不愿干这个勾当，那么只有和这些相反的人才来投效，原来质地便不纯善。招募即是佣雇，完全是经济关系，所以利润多少成为中心问题，一方面考量劳力与工资的比例，有时觉得不值得拼命，一方面如见到有额外利益可得，自然也就难免出手，此其二。有这几种原因，其鱼肉人民可以说是难怪的，即使不是当然。清末洪杨的时候，老百姓视“花绿头”与长毛同类，有时或更过之，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说。明末谢在杭的《文海披沙》中云，“贼本乌合，而复藉召募无赖之兵击之，是以贼驱贼也，故寇虽平必困于军士之掳掠，”亦慨乎其言之。就现在来说，冯焕章先生的军队从前驻在北京的时候名誉很好，因为兵士的袖子上有一个圆的标识，上书“不扰民”而能实行不扰，故市民歌颂为世希有。呜呼，即此可见募兵之能与人民相安为如何不易得了。
老是说中国的募兵不好，恐或为爱国家所不喜听，或者不如且找外国的来讲讲也好。但是不幸，我仿佛听说现在——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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